“我们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使命，积极投身到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实践中。”——刘国承

刘国承审判团队成立于2016年4月，由法官刘国承和4名青年法官助理任玉琪、邢文娟、朱锦辉、吴艳双组成。4年来，团队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承担起房山法院对外委派调解、司法确认和指导社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等工作，创建了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被誉为“枫桥经验“北京升级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及中央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组、北京市访调对接工作督导组、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督导组和房山区领导的高度认可，并在2019年10月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这个团队的“定海神针”，就是工作31年、党龄24年的刘国承法官。人如其名，他有着一颗“国家承平”的赤子之心，三十年如一日地为梦想付出着自己的努力。而在他的带领下，这支“资深法官+青年骨干”相得益彰的审判团队，也有一个“天下无讼”共同信念，团结战斗在法院诉源治理的第一线。在5名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审判团队获评第二届北京市法院先进审判团队。

今天，我们与您分享该团队的“战斗”故事。

第一面旗帜: “用热爱点燃向上的力量”

团队队员任雨琪说：“刘哥是个很有责任担当的人，工作上有着一股子韧劲。虽然50多岁了，但特别热爱工作，总是主动思考、大胆工作，他的热爱也感染了我们，让我们也对工作充满了冲劲。”

在开展诉源治理、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刘国承团队发现，当事人要想进行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必须在达成调解协议后30天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审查立案后，再30天内作出是否予以司法确认的决定。这样既不方便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也为调解协议的遵守和履行增加了变数。如果法院能够对调解协议及时进行司法确认，是不是就能减少这种变数呢？是不是就有大量纠纷可以就地化解了呢？为此，2017年，刘国承团队与房山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联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工作机制，由团队全程指导并对辖区内各类、各级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让当事人在调解组织内“一站式”办理调解登记、参与调解、签署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和领取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等手续,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化社会效益，尽最大可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渠道之外，化解在诉讼源头。

与此同时，刘国承认为要打通人民调解工作的“任督二脉”,必须要构建制度化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为此，团队承担起制定房山法院《关于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指导意见》的工作，并积极推动本院与房山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协会共同出台《关于联合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决定》《委派调解、委托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操作规程》《关于全面推广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行动规划（2018—2020）》《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工作规则》等文件，为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刘国承执笔完成了这一系列制度起草工作，他说：“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像大树扎好了跟，接下来就可以茁壮生长了。”

团队创立的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条新的高效便捷纠纷解决途径，推动了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建设，巩固了人民调解工作成果，被誉为“枫桥经验”北京升级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等各级领导的高度认可。目前，该机制已被中共房山区委列为诉源治理工作的重要举措。

第二面旗帜：“成绩是靠一个个案件办出来的”

团队队员总是喜欢称呼法官刘国承为“刘哥”，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想当好一名法官，就要办好每一个案件。法官的口碑与成绩是靠一个个案件办出来的。”

2017年11月，刘国承带领团队来到房山区的一处建筑工地上，这里有157名建筑工人等待法院为他们发放被拖欠两年的工钱案款。这些工人于2015年7月开始为一个楼盘干活，因开发商资金问题，导致劳务公司无法按时向这些农民工发放工资。截至2017年10月中旬，共欠157名工人工资2680万元。干了活却拿不到钱，眼看着又到年底了，工人们情绪十分激动，四处上访反映问题。此时，正值十九大召开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在区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刘国承审判团队的努力下，开发商将2680万元资金先期打入法院账户，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由于工资发还需要履行相关法律手续，为保障这些工人们能及时足额领到工资款，刘国承团队依托“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最大限度地缩短办理周期。团队预先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和《司法确认申请书》模板，制作了提交材料清单，指导劳务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农民工签订调解协议。上述材料提交后，团队又加班加点制作了裁判文书，对该劳务公司与157名农民工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同时，团队又及时收取157名农民工的银行卡号码，指导没有银行卡的农民工以最快的速度办理银行卡，以确保案款顺利发放。到了案款发放日，刘国承带领团队成员来到建筑工地的临建房屋处，张贴通告、布置发放现场、维护现场秩序、依次办理手续，仅用两个多小时，157名农民工的工资发放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工资拖欠两年了，但最后的结果没白等。”一名农民工拿着刚从刘国承手里领到的工钱，开心得合不拢嘴。团队感慨万千，为工人们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自豪。

这只是刘国承团队工作的一个简单缩影，几年来，刘国承审判团队对社会调解组织制作的2200余件人民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带动7000余件纠纷在诉讼渠道外化解，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团队指导调解成功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入选北京法院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指导调解的北京同济东方医院群体性矛盾纠纷案被市司法局评为“矛盾不上交十大典型案例”。

谈起这些荣誉，刘国承总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的团队里不光有4名法官助理，还有全房山区2900多名调解员的努力工作，以及辖区群众的支持，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第三面旗帜：“天道酬勤、力耕不欺”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刘国承团队一直致力于做“上医”，以更为有效、更为直接的方式使纠纷止于未发、止于萌芽。

刘国承团队深知：任何矛盾纠纷都是对社会关系、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团队一直致力于更加高效、便捷、公正地解决纠纷。在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进程中，团队将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科技化作为推动工作的关键。

如何推动人民调解规范化？刘国承团队认为要培育一批懂调解、会调解的调解能手，畅通人民调解工作的“毛细血管”。

团队积极开展人民调解业务培训，指导人民调解组织按照诉讼调解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开展调解工作，团队先后对房山区27个司法所长、司法助理员、各级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共计1000余人次开展业务培训，并针对司法确认过程中的7000余起纠纷的调解进行业务指导，持续推动调解组织和调解队伍规范化建设。大量的培训工作加上调解工作，团队队员都忙得像个风火轮，队员邢文娟笑称：“我们不是在指导调解的路上，就是在调解授课的路上。”

如何推进人民调解科技化？刘国承团队认为要为人民调解插上“科技”之翼，激活人民调解工作的“神经末梢”。

为解决即时指导调解、申请材料移转和远程司法确认的问题，刘国承团队提出研发一款助力人民调解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的手机APP的思路，着力解决远程指导、材料传输和司法确认问题，同时团队积极推动风险评估终端进基层，在房山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及人口密集地区的乡镇、社区调解组织配备风险评估终端一体机，对常见15类民事纠纷提供全方位法律咨询、进行可视化诉讼风险提示，形成了人工与智能互动、线上与线下互通的工作模式。在全国法院“一站解纷争”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中，刘国承团队通过“智慧调解”APP系统指导人民调解员开展了调解工作，2000万网友2小时全程在线观看了此次直播，“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得到了网友和群众的广泛认可。

人民调解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这是一名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团队的欣喜。而刘国承团队深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人民调解工作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要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努力中，摸索前行，奋力攀登。

                  第四面旗帜：“我们是一个团队”

刘国承始终关心着团队内的每一个成员。由于他和助理邢文娟是党员，任玉琪、吴艳双是入党积极分子，朱锦辉是共青团员，5人身份不同，因此党建小分队是团队开展活动最经常的形式。在刘国承党建小分队的座谈会上，他和队员们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新型审判团队，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拧成‘一股绳儿’，在指导人民调解和诉源治理工作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5人团队中，法官刘国承是“老大哥”，一身唐装、一双黑布鞋是他休闲时最日常的穿搭，爱看书、爱思考、勤动笔是他最明显的特点。团队里四名队员任玉琪、邢文娟、朱锦辉、吴艳双平均年龄30岁，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任玉琪，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年轻妈妈，经常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加班加点赶制文书，为了那份“农民工的司法确认文书不过夜”的承诺。邢文娟：“刘哥，这些文书都让我出了吧！”一名共产党员的勇于承担精神，活跃在每一次“包揽”工作之中。朱锦辉是团队里最年轻的小伙子，穿梭于各调解组织之间“跑腿儿”的事儿，就非他莫属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把他那一张本来就不太白的脸，晒得又黑了许多。吴艳双，诉调对接组的“内当家”，交接分派案件、核算调解员办案补贴……整个诉调对接组的后勤保障全靠她了。

这就是这个团队的战斗故事。正是刘国承团队中的一位位平凡的法院人，通过一件件个案、一次次探索和改革，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让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也让理想在改革创新中放飞！

“我们虽然很渺小，但是我们要做心里有光的人，努力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刘国承